第十章
史蒂分．米歇爾：
整合性的關係模式
客體關係與自體心理學：導論（第二版）
麥可．克萊爾（Michael St. Clair）著
陳登義 醫師譯
第十章 史蒂分．米歇爾：整合性的關係模式
導論：
至此本文讀者已看到了本書前面幾章所揭櫫由各理論家提及的有時令人困惑的種種名詞與概念。這些名詞與概念的種種變化差異可作為吾人考量史蒂分．米歇爾近期著作的一個啟始點機會，米歇爾所尋求的是在精神分析學中各種關係理論的一項整合性取徑。
米歇爾，在紐約是一位訓練及督導的分析師，也是一位優秀作家，他認為過去幾十年來的精神分析理論化工作有很多是“斷裂的、散漫性的，是由一群彼此競爭而不是互補的各精神分析學派所發展出來．．．〔特別指關係模式，且〕從未被發展成一連貫的、統整的理論架構”（1988，p.viii）。米歇爾和其共同作者杰．葛林伯（Greenberg & Mitchell，1983），在仔細回顧後弗洛伊德著作時，把精神分析分成兩個廣泛而相互競爭的觀點：即弗洛伊德的驅力理論與關係模式。關係模式包括一群理論：英國客體關係理論、人我模式（interper-sonal）精神分析以及自體心理學。
米歇爾覺得在過去幾十年間有關精神分析對人究竟如何思考看待起了一個革命性的轉變。不再是把心靈視為一組由個體內在浮現出來的、預先設定好的結構（古典驅力模式），而把重點轉移到關係模式，視個體乃存在於一互動交流的型態中，而其內在結構衍生自一互動的、人際的場域（1993a，p.31）。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富創造性的、有影響力的貢獻都從此關係模式中流瀉出來。
精神分析已經變得非常不同於弗氏初期的看法，而米歇爾認為驅力理論已過時，雖則有其概念上的統一性及完整性。那些認為和他人，不是和驅力，間的關係是精神生活基本事物的種種分析理論本身所說出來的卻是多重的聲音。就是針對這種斷裂且散漫的關係模式使米歇爾認為：“當代精神分析理論與實務最大最迫切的問題是這些龐雜不同的各類精神分析學派及傳統彼此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它們彼此契合無間？如果是，是怎麼契合無間？如果不是，為何不是呢？”（1988，p.vii）。
米歇爾為自己所設定的職責是去探索關係模式下各不同傳統並且提出方式讓那些不同傳統能夠整合起來而發展成一整體性觀點。米歇爾的書“精神分析中的關係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1988）目的就在發展出一連貫性且整體的架構以便檢視精神分析式探詢的一些重大領域，諸如性欲、幼稚化及自戀，特別是透過關係基質的透鏡來看這樣的事情。
顯然，他的關係觀點重新定位精神分析思想的某些中心意旨，在“精神分析中的希望與顫怖”（Hope and Dread in Psychoanalysis）（Mitchell，1993a）一書中，米歇爾繼續其對精神分析關鍵重點的考量，諸如自體與分析治療。他特別去注意到精神分析關係中的各互動面向，並稱呼精神分析為“一種牽涉到有關兩個參與者，即分析師與被分析者的種種希望與顫怖的歷程”（1993a，p.9）*。米歇爾的著作，大部分集中在三本書籍、許多論文以及他在“精神分析對談”（Psychoanalytic Dialogues）該雜誌中擔任編輯時所寫編輯發言，是精巧細緻、無法輕易加以摘要的。
米歇爾相信“最基本重要的是精神分析永遠不會棄置弗洛伊德的思想於不顧”（1933a，pp.32，90），他堅信他並不是在建構一整體性替代古典弗洛伊德思想的東西。確實，他也相信許多後弗洛伊德理論家，諸如費爾邦、康伯格及寇哈特等想把他們的作為當做替代是一項錯誤。他尋求的是一種方法，是一種想整合關係模式各不同概念策略的取徑（1993b，p.462）。然而，米歇爾所看到的是一種非常深切的概念上遠離古典模式的移轉，而在他建構一整合式關係模式的觀點時，他遺漏掉有關驅力的概念。
本章將會考量米歇爾透過關係基質的透鏡所曾細察的一些關鍵精神分析主題，當他尋求一個整合不同概念策略而用的方法學時（1993b，p.462）。雖然他常指出不同關係理論家各種取徑的異同處，其所強調的絕大部分則是他自己的論點。接下來則是其對有關自體、自戀、性欲及幼稚化等關係模式方面的整合陳述的一摘要說明。他總是充滿興趣於將關係觀點應用到臨床情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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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交替地使用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以取代治療師和病人等字眼。為求前後一致起見且因為本書的對象是比較廣泛的讀者，乃以一般通用的治療師和病人字眼來使用。
關鍵概念：
關係基質：
關係基質是一種組織原則，也是詮釋臨床數據資料的架構。關係基質的內容包括自體、客體及交流互動型態（Mitchell，1988，p.41）。作為一組織原則，關係基質和驅力的理念可相對照，後者是作為古典模式的組織原則。這兩種概念都在觀看臨床數據資料，但其對該數據的安排、運用以及因而所做的詮釋則不同。
驅力：
驅力，在古典模式中被界定為“為了作工而對心靈所加諸的索求”（Freud，1905/1957，p.168），因而成為賦予整個心靈的組織機構以產生力量的動機能量。性與攻擊本能或驅力成了原初的（力量）而和過去人類的動物性力量結合在一起。一百年前，當達爾文主義是嶄新且鮮活時，維多利亞時代的特質還廣為充斥流行，尚古主義（primitivism）的觀念──即視人類基本上是動物性的，其脆弱的文明是很不牢靠地建立在獸性本能上──在人類的經驗上提供了令人驚訝的新觀點。為了逼真生動及具體性，米歇爾對這整體的觀點以“野獸隱喻”（metaphor of the beast）一詞加以摘述（1988，p.121）。
互動場域：
驅力究竟能否和關係基質的脈絡整合一起？就歷史觀點看，曾試過許多方式要把這兩種模式的差異性放在一塊。米歇爾認為許多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即是一系列為處理驅力與關係之間兩難所用的策略（Greenberg & Mitchell，1983，p.380；Mitchell，1988，p.52ff）。此關係模式的理論，在揚棄了驅力的架構後，常忽視了性欲的臨床重要性或把它放置在發展的稍後階段──在前伊底帕斯期之後──或單純地只是視其為在關係脈絡之中。有些理論家把關係模式看待為驅力模式內隱伏的東西。而有些人，像康伯格，則視關係模式為驅力理論的自然延伸。第三組人則宣稱關係基質和驅力模式基本上是水火不容的。
米歇爾指出弗洛伊德本人對於把關係和天生驅力這兩種都含括在同一架構內而導致概念上產生問題的情形都掙扎不已，但最終他還是傾向把這些要素混合一起，而只單仰賴驅力作為核心的動機根源。米歇爾自己則聲稱以一種非混合論點的選擇做替代：“一種純粹的關係模式觀點，不和驅力模式的前提混合在一起”（1988，p.54）。他的策略是“把關係模式精神分析理論的重大軸線整合起來發展成為一寬廣的、整合的觀點”，而在當中驅力的概念乃被遺漏掉了（1988，p.60）。
不強調驅力且把焦點放在關係面向確實改變了古典精神分析，但米歇爾堅持放棄掉理論的建構並不意味向臨床數據屈服，包括那些使弗洛伊德產生本能驅力想法的有關數據資料。這類數據資料包括被驅力影響的感覺、壓力和急迫的經驗以及利用動物性或軀體的想像所做的自體描述。米歇爾尋求能保有古典精神分析的臨床貢獻，但他又在人類心靈的一互動式、關係理論中重新塑造臨床的數據資料。
米歇爾是以一寬廣的意義、典範的意義來使用關係基質這一觀念。此關係姿態（stance）認為所有意義都是從關係中產生出來，沒有任何東西是如古典驅力模式所講天生的方式（1988，p.61）。心靈是由關係的各種組態所組成。確實，人類的真正本性是在尋求一種千變萬化、無窮無盡的連結，不論是為了安全、融合、愉悅或依賴。人類是在關係基質中形成及孕育的，那是一種個體們努力想接觸、維繫結合或明辨自身的一個“互動場域”（interactional field）。在關係模式中，研究的基本單元不是作為各別實體其欲望和現實撞擊的個體，而是此互動場域，在其中個體得以建立並維繫和他人間的連結。欲望、高潮、軀體經驗等──都被視為在關係性的脈絡之中。（待續）
第十章 史蒂分．米歇爾：整合性的關係模式（續）
三、不具驅力理論後的精神分析：
米歇爾覺察到去除掉驅力概念則基本上將改變了整個精神分析理論。為了闡釋其關於關係模式的見解，他經由關係的透鏡仔細看待精神分析信念的諸多重要擎柱。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他對性欲的觀點。
性欲：
驅力模式視性本能的貫通和控制為其中心意旨。關係模式則視關係型態的建立和維繫為經驗的中心結構。性欲被詮釋為互動脈絡中的一種回應、一種表達或一種行動。兩種模式都是在計算臨床數據資料，只是對數據資料的安排和詮釋各有不同。
古典驅力模式假定一個人的行為其動機和意義是衍生自本能，而這些驅力則提供種種詮釋的類別。在人類經驗的每一特質下面都可發現身體的、性欲的以及攻擊的主題。例如：肛門性（anality）這個面向就可在控制性、貯藏性及整潔性種種經驗中可見到。
關係模式提供不同的類別來組織人類經驗。例如：和別人建立強烈的關係是被視為原初性的，不管那些連結是真實的或幻想的。許多注意力都被放在各種不同的關係上，而各種豐富的隱喻因不同種類的關係型態而存在，諸如融合、分化、宰制及控制等（1988，pp.90-92）。
驅力模式讓性欲與其客體（對象）之間的連結鬆動了（也就是說，它降低了那吸引人的客體其天生本能的優先重要性所具有的魅力）。米歇爾提示，驅力模式相當強調在吾人內在獸性的隱喻，因而把問題根源定位於以性的本質作為我們人類過去動物獸性的一種前人類遺跡（prehuman vestige）。和此一取徑相反的，關係模式採取的是相反方針：它強化並且擴大性欲及其客體之間的連結，同時指出性欲是如何地提供路徑使關係組態得以建立及維繫（1988，p.89）。驅力模式使個體的性欲成為人格的中心要旨。因此心性的衝動推力（urges）及願望成就了行為動機且形塑個體的自體意識或（自體）認同。力比多在什麼地方固著住，也就決定了某種特定的人格型式，諸如口欲型人格──以達到性器的原初優越性來指涉心理健康。另一方面，關係模式則主張認同的維繫及連續性才是人類考量的中心重要性，性的經驗只不過是在它們被牽涉進此一發展上的職責時才具備其意義及重要性。在關係衝突成形並且表現出來時，性欲才成其為一範圍領域（1988，pp.66，92-99）。
性欲在大多數親密關係中均扮演一中心角色。關係的建立和維繫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而深度愉悅和情緒回應的相互交流則或許是最強有力的中介，透過它乃能尋求到、建立起、失落及重獲情感的連結及親密關係（1988，p.107）。倒錯的性欲則可用反映不同型式的客體束縳（object ties）來加以理解，而那是對客體的替代性路徑（1988，p.92）。
性欲以其所有的許多形式及各種各樣而成為一整列不同種類的自體組織和客體束縛或連結。確實，弗洛依德所踫到最早的臨床問題，是其病人性欲的諸多隱藏偽裝面向而表現為怪異精神官能症狀，他相信那些是由於脫離掉（de-tachment from）性欲的其餘面向以及（對該）性欲的潛抑，然後被迫以迂迴方式得以表現所致。但是根據關係模式，這些精神官能障礙並非獸性的、天生本性所致，而比較是分裂焦慮的結果，也是尋求和他人連結並維繫該連結造成斷裂的結果（1988，p.65）。
性經驗的中心角色以及其在精神病理上所扮演的色並非衍生自其天生的特性，而是來自其在互動上和關係上的意義。例如：性常被以愛之名來索求，而性的缺席（不在）則被認為是一種背叛及羞辱。性的匱乏被以昇高性的壓力的方式來體驗，那其實是和焦慮有關而非性激發（arousal）。性釋放不只是以降低緊張的方式而且是被視為一種賣命地尋求一再保證以對抗拋棄及背叛的方式來體驗。甚至自慰也可以用關係的方式來看待，諸如對有關一再保證及拋棄的恐懼所產生兩難的一種逃避。自慰是一種自體滿足的形式，當該自體被慰藉了而其人際訊息則意味我可以調節我自己、滿足我自己，所以是獨立自主不需靠你給我。因壓力驅策而生的強迫性自慰不是天生的緊張而是對以身體性而言所體驗的人際脆弱性所產生的焦慮所致（1988，pp.108，118）。
關係基質並沒有減損性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但卻將該中心角色以一種不同於驅力模式的方式解說為是被驅動的及獸性的。驅力理論中野獸的象徵隱喻是有其投合性的，因為它是生動的且意味我們人的部分終究逃離了社會的控制且遠離必要的人際關係上之調整而存在著。但這樣的對隱喻的一種具體化可作為一個人的性欲在表達重要關係型態時所欲掩蓋的姿態模樣。就像其它有助組合自體的隱喻，自體作為野獸的隱喻和經驗乃在關係基質的複雜性和衝突內產生出來。摘要言之，米歇爾相信性欲的重要性愈來愈被珍惜和看重而把它放在一種互動的關係脈絡下加以精確無誤的理解（1988，pp.121-122）。
２．嬰兒化現象：
嬰兒化現象，是米歇爾重新思考利用關係模式透鏡來看的另一個關鍵性精神分析傳統的領域，所指的是關於早期發展在形塑個體時所扮演中心角色的理念；也就是說，嬰兒期來的早期困境體驗常在成年人目前所掙扎的處境中活靈活現。米歇爾當然認為這是重要的，但也建議應改變我們對早期生活經驗所做的思考。
精神分析常提供我們藉“視成人為孩童”（adult as child）來認識成人行為令人困惑的地方，同時藉那從出生經由伊底帕斯期所曾主宰孩童的性與攻擊衝動的方式來看待成人行為。嬰孩的隱喻具強有力的訴求，因為它為許多病人表達出有關他們如何把其願望和需求體驗為某些屬嬰兒般的渴望，或可能將之體驗為某些欲逃避一種屬嬰兒般恐怖（心理）的努力。小嬰孩是心理經驗的一種組織性隱喻，藉由看到過去如何潛伏在現在之下以及如何繼續存在於之後的心理過程中以獲取許多對疾病的認識。但米歇爾呼籲要注意小嬰孩隱喻的使用，他提到過於具體的使用發展的想法可能被視為是說明而非建議。更甚者，過於倚賴小嬰兒隱喻可能會遮蓋掉到底那個人有多少是被深埋在關係基質中，而某些人類的渴望及恐怖正標誌著所有年齡層的人類經驗，不只是嬰兒期（1988，p.134）。米歇爾擔心強調發展停滯的理論會把重點過於放在小嬰兒的隱喻上，因而視該病理為凍僵的、流失的（aborted）發展，帶著潛藏於成人精神病理之下的嬰兒性剝奪及父母親職上的失敗（1993a，p.172）。
某些關係理論被歸類為米歇爾所稱的發展停滯模式（developmental-arrest model）。此模式一般而言取代了驅力或本能而以關係基質作為基本重要的動機架構。發展上的連續性可藉由一種被阻礙的成長（stunted growth）來解說，而情緒上的匱乏及失敗經常在生命早期中發生且繼續發展至產生成年期精神病理。這些早期的經驗及需求似乎會持續至成年期，因而被視為屬嬰兒性的、前伊底帕斯期的或不成熟的。米歇爾則持與此“傾向於把關係上的需求崩解成為（collapse into）最早年代（的病因上）”不同的意見（1988，p.134）。他提議這些後弗洛依德學派的理論家已經建立起來一個“發展上的傾斜”（develop-ment tilt），諸如溫尼可、柯哈特及瑪勒。此“傾斜”意味關係的議題被傾斜或往一邊倒向嬰兒期，而不被視為是擴展到所有生命週期各階段上──即使這些傾斜模式確實提供對關係的需求及前伊底帕斯期的種種經驗以非常有用的認識（1988，pp.137-139）。某些發展－傾斜模式似乎意味生命最初的歲月是最基本的人類經驗及掌管過程層次，而那是源自時間順序上屬稍後的生命階段。米歇爾警告並反對這樣的一種觀點，即視早期動力學必然是最深的且最基本的過程。若從字面上來看，此處的假設即精神病理勢必很清楚單純地可從生命早期的問題及創傷中加以預測（1988，pp.140，144）。但早期生命課題，特別是關係課題，將會是一生的掙扎。現實是“之後生命上的困境常不是較早期的剝奪和問題的直接導因產物，而是早期經驗的衝擊及對之後壓力和衝突的反應之一種複雜合併物”（1988，p.145）。某些關係課題，諸如融合與分離、依賴與獨立，對人類經驗上而言，每個年齡層都是共通的。雖然在概念上以早期剝奪來看成年期的精神病理是很便利的，想像這些病人都帶著一個受傷的內在心理小嬰兒，經驗證據顯示某些來自貧困匱乏背景的孩童（諸如戰爭下的難民孤兒或受虐兒），如果他們得以及時被送到正常家庭中，那麼就可以在很少看得到傷害的環境下長大成人（1988，p.146）。
米歇爾並不反對確實有流失的（aborted）發展過程，但他確不想要把太多的導因放在生命最早期上。父母的受限及剝奪通常並不特定會在某發展期間；有問題的父母關係課題大部分會持續較長的一個階段。和嬰兒不對調（attuned）的父母將很可能不太會和學步車階段的孩子相處在一起或和青少年能非常融合在一起（1988，p.147）。
米歇爾把發展的連續性其互動觀點用人們在生命中所有階段都在掙扎的問題其中反映出來的相似處予以摘要描述。以一個自體和他人相處，所涉及的是一種介於依附和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間、連結與分化間的恆常辯證。在創造自體時，人際環境扮演著一種連續性的、關係重大的角色。最早的經驗是重要和有意義的，因為它們是家庭互動型態最早期的再現，而且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出現。並非過去始終是那麼地隱藏在現在之下；而是，理解過去即是在獲取線索來理解病人是如何和為何以他們現在所用的方式在看待現在。（待續）
第十章 史蒂分．米歇爾：整合性的關係模式（續）
自體：
雖然“自體”一直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精神分析著作中的一個中心概念，但沒有誰需要去提醒他“自體”這個字其意義及使用上存在著各種不一致的看法。各種理論家對自體具有各不同指涉，如視其為一個觀念、一種心靈的結構，是某種我們都會經驗到的，也是某種我們所做的或行動出來的東西。西方的思想家幾世紀以來已經視自體為一中心主題，所帶有的質疑終究被化約為“成為一個人究竟是什麼意義？”在非西方的文化裡，超越個體的團體這樣的觀念帶著許多因自體的意識感而有的負擔。
米歇爾看到精神分析著作中有關自體的兩種觀點或思考方式：(1)自體是有層次的，有一單層的內在核心，在個體的控制下司揭露與隱藏；或(2)自體是多發性旳，交織成主體與他體間的兩相互動中，視自體為多發性的且深埋於關係的脈絡之中（1993a，pp.96-110）。
作為有層次的、單一且繼續性的其基礎是含括在一空間的隱喻中。此隱喻意味著心靈就某種意義言是一個地方，而自體──由部分或結構所組合成──即是某種在那地方之中的東西。例如：有時我們會聽到某個人這麼說：“我今天並非全部都活在此地”或者也許他們會把它指涉向他們的“核心”或他們本身的“最深”部分。（當理論家們使用心靈結構這概念時，他們所指涉的並不是某些實質的東西，而是要重新發生那時段以來的經驗與行為型態）。
第二個寬廣的自體模式是奠基在一時間的隱喻上。此隱喻認為自體是多發性且不連續性的，就如同某人在某處境中所說的般：“今天的我不是我自己”。自體是某個體在某時段中所做的和經驗的而非某地方所存在的某物。自體指的是某一個體隨時間所創造出來意義的主觀性組織，做一些諸如引發一些想法和感受的事情，包括自體對自身的自體反映性想法及感受（1993a，p.103）。
在客體關係理論中自體模式將其重點放在其多發性及不連續性上，將自體描繪為不可避免地嵌進某特定的關係脈絡中。客體關係取徑集中焦點在自體和客體單元上；也就是說，某個體當他或她和他人互動時其所經驗到的本身是怎樣的人。這些單元據了解是衍生自該人在一特定情境背景下和重要關係他人間是如何感受的。由於我們是透過和不同他人互動以及和同一人的不同互動而學習到如何成為一個人，所以我們對自體的體驗是不連續的，是由許多不同組態，和不同他人而有不同自體等所組合而成。因之，某個人對自身的體驗可能正如同其和某一重要關係他人間的關係的體驗一樣，其經驗乃圍繞著如某一擔憂的母親在照顧一依賴的小孩般的意象。在不同的時候，她有可能圍繞著另一個和她建立關係的意象在組合她的意識感及體驗她自身，那個或許是圍繞著一愛發牢騷的手足不斷地在索求的意象。其結果是對自體的許多組合（意象），依所圍繞著的不同自體及客體意象或再現且衍生自不同關係脈絡背景而被成型的。我們都是那重疊的、多樣性組合及觀點的複合體，而我們的經驗乃藉由一種錯覺的及主觀的連續性與統合性感來掩飾（缺失）（1993a，pp.104-107）。在此架構下，病理學是很可以藉由重要自體版本其解離程度來加以測量。換言之，如果自身的版本是如此不同，那就不會有一個統一的自體。弗洛依德將衝突描繪成衝動和調節功能與道德禁忌種種力量之間的一項衝擊，而客體關係模式則基本上是在對比性的、通常不相容的自體組合與自體－他人關係之間定位該衝突（1993a，p.105）。
如果有一個“我”（“I”）這變數具有可改變的內容，在今天其感受不同於大多數的日子，包含許多不同的次組織，然而，我仍然能夠辨認所有這些差異是一個或多或少不可變的“自體”（“self”）的版本，儘管有著不連續性。此一自體意識感存在著，是不受時間移轉而改變，是從某一主觀狀態到下一狀態證實為連續性的一種自體意識感，帶著某種自我反映性。我稱此具持久性的自體意識感為“我自己”（“myself”）且巿置它一特定的內容以便我能將我當前的經驗和之前主觀狀態和內容配合一起而使我能夠說“我今天簡直是如假包換”（“I feel very much myself today”）或“我今天根本不像我自己”（“I am not myself today”）（1993a，pp.107-108）。此主觀經驗的連續性形成了自體意識感的核心。此整合的特性和稀奇性能將一位正常人或一般人和具多重人格的人區辨開來，後者其主觀經驗的不連續性太巨大了。也就是說，多重人格者其不具備從一自體組織到下一組織的連續性──不具備一連續的、持久的主觀性或稀奇性。我們所有人都不斷地從我們所正在運作中的脈絡背景裡創造出意義來，而縱使該意義的內容或有所不同，卻有著下列的意思，即今天藉組合我自己的經驗所創造出來的意義是昨天及前天那個創造主觀經驗的“我”的某種連續（1993a，pp.108-109）。
有時候，自體似乎像是我們內在深處的一個實體（entity），能夠被揭露給他人或對他人隱藏。我們也可以及自我觀察及自我反映，但許多這些我們自身的私密經驗，些經驗中我們扮演著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角色，真是會讓我們觸及過去和他人間的互動。根據米歇爾的說法，我們所向自身再現自己的類別及語言似乎正指向過去我們和他人間的關係。即使我們可能會覺得非常私密和獨立的，我們仍深深和他人有所連結，因為是他人使我們學習到如何我們成為一自體。此“自體的界定及其體驗大部分是透過對照及和他人間的關聯得來的”（1993a，p.113）。
當我們試圖考慮到自體的核心或中心時，我們不應把客觀和詩意的隱喻混為一談。大部分努力去設想真實或核心自體的都是使用空間隱喻以及意象以便從自體的表淺特質中定位其真正基本重要者。也就是說，設想自體的核心或深處其實是試圖直搗自體在社會上所已完成的表淺適應的“底部核心”（under-neath）。然而，以時間面向來思考自體可能是當想要解決的是對核心的搜尋這樣一重要議題時的一個較有用的取徑方式；也就是說，需要區辨在一個人的體驗中，其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等級時。如果自體的移動是在時間上而非空間時，它就不具有固定的核心，而是許多不同的運作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著種種不同的自體經驗。某些版本的自體似乎是自發性且建設性的，有些則是隱藏性且深受折磨。我的某些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及表達是比較本真的，比較能代表我自己。有時候我覺得比別人更接近“我自己”；其它時候則覺得較不是“我自己”。這不同於“空間自體”的看法，認為是一種不變的核心，一個遠離開時間的真實自體（1993a，p.130）。
在區辨本真性及非本真性時，其重要差異並非在於我所感覺或所做是“什麼”的特定內容上，而是在於我所感覺及我所做的之間的“關係”上。當我多少以一種精確的式呈現我的想法及感受並自發性地展現我自己時，我是本真的。所感覺“對”的東西多少符合了（當時）的人際脈絡背景及我內在的情緒脈絡背景。覺得不對勁或非本真時指的是感覺到做作而不自然──在人際上及內在都是不同步調。“談到本真及非本真性或真實對照虛假經驗時，可以使我們免於空間隱喻，這是和以一真實或虛假自體或一核心或真實自體的方式來談所做不到的”（1993a，p.131）。
在古典精神分析中，所使用的鍵疑問是形塑一個體生命的有關滿足及挫敗的種種型態。而在當代的精神分析中，關鍵的疑問似乎是關於個體經驗及其自體的表達到底其意義及本真性如何。生命的豐富性涉及其人關於經驗上所表達出來的真實及虛假程度如何而定。自發及充滿生機的自我表達是本真經驗的基礎，而為了安全所需常因而導致關於人的自體呈現對他人所造成衝擊的關注上（1993a，pp.132-133）。
某些特定經驗可能對某些病人來講很難冒著危險和他人分享。這些經驗，在以前可能是難以新近或被解離掉的，常透過生動的隱喻，諸如動物或嬰兒或惡魔等，來加以表達。圍繞著這些隱喻，自體的各種版本其組成常是以互補的成對方式形成，諸如有需要的嬰兒對照於一點都不歡樂的成年人，野蠻的野獸對照於文明的成年人。治療其實是一種互助合作的掙扎，以便去發現、探索以及稱呼這些自體的各版本，亦即這些心靈的狀態。當病人以更豐富的形式來經驗自身時，自體的時間與空間面向乃能各自彼此互補（1993a，pp.138-139）。
在一些活動的領域中，我可能會感受到更真實、更深入的我自身。同時利用時間和空間層面可以使我對自己的本身有更豐富的容量去體驗。因此，以時間和空間的方式來思考自體會迫使對身體和自體之間的關係做重新思考。以身體為本的性欲望或暴怒之經驗本身並非那麼地是身處內在某處的原始壓力，如同它們是在關係脈絡下對各種刺激的種種反應。不是去判定某些體驗性內容是更要素性的、基本的或原始的，更重要的是去看那經驗的脈絡之中的該內容。某一形式的經驗並不必然的比另一個更基本或更深入，因為在空間或心靈結構中，經驗並不是一層一層的（layered）。經驗在作為自體組織的形式時，會隨著時間而來回變動。某些經驗之所以會意識到有更重大的意義是來自它們的自發性以及不受我們去關注它們將是如何地被接收的自由度，以及來自不受自我意識（影響）的自由度。以身體為本的自體經驗只是單純的和組織經驗之方式不同；就像其它經驗一樣，它們作為自體組織的種種形式而來回不斷變動（1993a，pp.139-140）。
除了以自體為嬰兒及以自體為野獸的召喚式隱喻外，就是自體被損害的隱喻，這意味著曾經被個人過去所發生事件以某種方式而受到創傷、殘害、剝奪、傷害或空洞化等經驗。這些體驗自身的方式反映出一種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特別關係，而在這其間一個人的現在自體是專屬於那過去事件的，那曾經被抹滅掉的資源以及那被斷絕掉的潛能。那些曾經自身體驗過深深被損害而需要關照、同情或輕蔑或在各種不同說法下的病人，需要視他人為被損害的人裨能去關照或輕蔑他們（1988，p.266）。
米歇爾指出就像其它體驗性的隱喻被建構成為實際發生的事物，損害的隱喻也就能夠在諸如發展阻滯、結構缺憾以及自我缺損等概念中被發現到。缺損的經驗被分派字面上的特性，就好像該損傷是停駐在心靈中一樣。實際上，這些隱喻需要被辨認為在某互動領域中的組織性隱喻，作為和他人連結的管道或用以解說那連結一旦被建立起來時是如何維繫的。對米歇爾而言，精神病理很可能更精確地意指受困於某一適應不良的關係基質中；帶著人我關係中一再重覆障礙的病人可能會被帶到和虐待性的、退縮或剝奪的他人間負向的關係裡頭（1988，pp.269，275）。
在我們每個人裡面旳關係基質都可被視為是皮內洛比織布機上所織的一張掛氈，該掛氈佈滿著交錯的圖案；也就是說，圍繞著那種種再現和不同隱喻周遭的即是自體所經驗的。如同皮內洛比，我們每個人穿梭搖晃且試圖解謎，建構並適應我們的關係世界以維繫同樣富戲劇性的緊張，讓那相同的渴望繼續不斷下去（1988，p.275）。鑲嵌（embeddedness）對人類經驗而言是依地方風土而特有的（endemic）。我成為那個我和某些特定他人互動的人。我感覺有必要和他們在一起的人即是我認為自己應該是的那類人。那個自體組織乃成為我的天性，我的人格。那些依附成了我在那他人所形成社群之內的種種我所能意識的可能性。那些交流互動型態成了我對人際安全意識的基礎。另一個附加的真理是：所有重要的人類關係都必然是衝突性的，因為就自體界定及和他人連結而言，所有關係都具有複雜而同時發生的（simultaneous）意義（1988，p.276）。（待續）
五、自戀：
自戀，是精神分析另一個中心概念，橫跨在所有分析理論的學派中。以關係模式回顧各種不同精神分析概念所做整合陳述的方案中，米歇爾視“自戀”為比較並整合不同理論觀點的一條線索。同時他也把該整合的關係取徑應用到臨床情境上。各種不同的精神分析傳統都對自戀錯覺的臨床現象在基本上達到一種相似的技術取徑。自戀錯覺，通常是以一種把自體或重要他人理想化了的誇大意念形式呈現，是對挫敗、分離、攻擊、依賴與絕望的一項退化性防衛。從轉移關係所產生的錯覺（諸如將治療師或病人對自身的誇大意像予以理想化）需要被詮釋，它們的防衛目的需要被界定，且它們的非現實性需要被指出來（1988，p.187）。
米歇爾摘述了嬰孩式心智狀態和自戀錯覺的各種替代性另類觀點，是和發展阻礙（developmental-arrest）模式有密切關聯。米歇爾特別強調溫尼可和柯哈特關於自體意識所作出的貢獻。溫尼可式的母親所提供的“促進發展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使嬰兒得以假定（亦即，錯以為）他的願望創造出他欲望的對象（客體）。孩童的錯覺，以為任何事都有可能，是夠好母親為孩童提供的促進發展環境的一部分。溫尼可的過渡性客體，孩童的玩具熊或安全毛毯，即存在於孩童主觀全能及客觀現實之間的邊緣上。孩童的父母在（其成長的）過渡階段是容許歧異存在的。溫尼可（1958）擴展了這個想法，認為健康即指具遊戲的能力（capacity for play），如同其能在嚴厲苛求的客觀現實和透過自我吸收及主觀全能而令人撫慰的歧異之間來去自如般。這更進一步使溫尼可得以依重大發展經驗上的滿足和錯失的父母功能等面向來看治療情境。治療師提供一扶持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那是嬰兒期未能提供的，是一種重新賦予生機（revitalization）使那冰凍流失的自體能重新覺醒並在其自我需求得以滿足時能接續發展重責（1988，pp.187-189）。
米歇爾也描述到柯哈特對溫尼可的識見，其在技術上的運用之擴大與發展。在轉移關係的兩種形式（鏡映作用及理想化作用）中，治療師與治療師的回應在精神結構上起了作用，而這結構是病人自身人格所缺失的。在鏡映轉移關係中，病人有誇大的感覺，需要治療師的鏡映回應以避開自體的解組（體）。在理想化轉移關係中，病人以過於膨脹的崇頌方式來看待治療師，需要治療師容許這樣的理想化以避開自體的解體（cf，Kohut，1971）。柯哈特指出病人依這些狀況試圖建立重要的發展契機，而這是孩童期不可得的一種自體－客體關係。所發生的事是某種流失的發展過程其核心點，因為父母無能容許孩童去體驗誇大及理想化錯覺而被阻礙。當治療中產生自戀錯覺時，它們標記著一個重新賦予自體生機的脆弱契機。當治療師蘊育該錯覺且溫暖地接受它們，病人就能重現並且繼續那正常的發展過程（Mitchell，1988，pp.189-190）。
在米歇爾對有關自戀錯覺不同技巧取徑的批判中，他認為大部分的治療師掙扎著想找到各不同當代取徑和古典取徑間的一個中間點。米歇爾想在他所整合的關係觀點下依其技巧來定位這樣的一個概念上為中間性取徑的描述性架構並充實其內容。對自戀比較傳統的取徑是強調自戀錯覺被防衛性使用的各種重要方式，但米歇爾覺得這個取徑遺漏了錯覺在健康、創造性及鞏固和他人重要關係等方面所扮演的有用角色。也就是說，發展—阻滯取徑產生了一個關於自戀的觀點，它強調自戀錯覺在促進成長上的功能，卻忽略了這些錯覺可能會拘束並干擾和其它人們間建立真正關係的程度。茲舉一例，米歇爾提出康伯格（1975）是如何以一不同於柯哈特（1971）的假設進行其治療。康伯格的自戀者是生活在一個備戰的、剝削性的世界，其中唯一的安全來自貶抑他人及使他人解除戒備。康伯格在治療上的同理共感性回應（therapeutic empathic response）是去感念這個危急的狀態，指出各防衛並且使其能有某些接觸。但柯哈特的自戀者則是一脆弱的生物，生活在一個遍體鱗傷的世界中，其中唯一的安全來自將自體各面向加以分裂以便能保護和它們有所連結的各種溫馨感覺。這裡的同感回應是去重視自體分解（self-dissolution）所帶來連續性的威脅。以此觀點，對錯覺挑戰，即是讓童年的創傷更加惡化（Mitchell，1988，pp.192-193）。
米歇爾尋求的是一種統合的關係模式取徑，著重於下面兩種取徑的臨床智慧，以對自戀錯覺的互動性角色觀點來延長及持續病人的關係基質（relational matrix）。因此，自戀終其一生扮演著一重大功能以持續固著的人際關係型態以及和重要客體間的幻想化的束縛（phantasied ties）。所有型式的自戀錯覺終其一生從學步階段一直到老年都在生成。這些自戀錯覺通常以對個體本身特質的高度尊重，同時以該個體所愛他人之特質加以膨漲，同時以和所愛完美融合的幻想等形式出現。對於健康的人有時能經驗到極多的誇大感覺和幻想似乎並非少見，但是在健康的自戀中，個體是能夠在錯覺和現實間維持一個平衡的（1988，pp.193-195）。
對照而言，當太過嚴重看待錯覺時病態自戀便是一個性（character）上的課題，而為了堅守某些理想化虛構事物時會犧牲掉現實。米歇爾認為自戀的病理並非源自自戀錯覺的內容──即該個體實際上所想的內容──而是源自對那些心智內容的態度問題。病態自戀有其互動面向，因為自戀障礙似乎是在當個性於重大關係中成形時，於錯覺與現實交互運作中有了障礙而產生的。在一個錯覺與現實間具有健全平衡的小孩的發展中，父母可以很舒服地體驗到小孩和自體同時具有好玩的錯覺及現實的限制。於是有關自體與他人的錯覺產生出來了，被好玩地享受著，然後在面對失望之時又拱手讓人。新的錯覺不斷地被創造然後消解掉。但是在病態自戀產生之時，會太過嚴重看待且堅持那屬於過度評價（overva-luation）及不具界限（boundarilessness）的錯覺。在某些障礙中，會主動且有意識地持續維繫住那錯覺。現實被犧牲掉以便繼續維持對某種自我高尚化（self-ennobling）、理想化虛構事物的成癮性付出或投入（1988，pp.194-196）。
健全的父母，當和孩童建立起關係，會具有一種好玩的能力去看待錯覺而不會失去現實感。然而，某些孩童的父母過度嚴重看待這些錯覺，使孩童本身的價值感及安全感老是要看父母的情形而定。這類的錯覺乃讓這類父母揮之不去、隨附在身，而使父母在和孩童所建立的關係類別上成為一種主宰性的特質。這些為建立聯結性所必要的條件不僅存在於嬰兒期還跨越整個孩童期一直到成年期。因此，有這種對這類錯覺揮之不去的父母其孩童所學習到的接觸模式只會導致自戀上的困境。這些孩童學習的接觸模式被認為是完全不接觸的唯一可能替代（模式）。狄德勒斯（Daedalus）（譯註：希臘神話中在克里特島建造迷宮的雅典名匠）和伊卡勒斯（Icarus）（譯註：為狄德勒斯之子，被島上之王邁諾斯囚禁於塔中，後發明用臘及羽毛造成之翼逃出，但伊卡勒斯因飛得太高，蠟翼被太陽融解墬海而死）的神話很巧妙地捕捉了孩童與父母錯覺之間很微妙關係所需要的平衡，是太高和太低之間很難確定而危險的平衡（1988，pp.197-198）。
在把這些互動理念應用到臨床情境時，米歇爾問道精神分析師究竟如何協助病人達到錯覺與現實間的平衡並同時融合兩個領域。米氏主張自戀錯覺既不只是
被以一種對內在心理創傷的防衛性解決方式來理解，也不只是一種嬰孩式心智活動的繁盛（efflorescence），最基本重要的還是一種互動的、和他人參與一起的形式。從此觀點看，誇大及理想化有時是作為防衛性的功能，有時則代表著沒被充分實現的發展上需求。但是當他們在治療中以刻板形式重覆出現時，他們的主要功能乃成為開始時重要的一著棋，一種對某特殊互動形式的“邀請”。視自戀錯覺為“邀請”意指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去看治療師的回應。病人需要從治療師處得到某些參與以便完成一個舊有的客體束縛。如涉及誇大性，則可能被請求做出某些關乎崇頌或感念（admiration or appreciation）的表達。如果涉及理想化，則被請求的可能是關乎某種被崇拜而產生的愉悅感受的表達。（1988，pp.203-204）。米歇爾提供治療取徑上一個介於共謀和挑戰（complicity and challenge）之間的路徑，這個路徑反映的是一種想扮演的意願。這個姿態類似於那種理想性父母對孩童錯覺的回應，這中間父母接納了孩童對自身及父母的有關錯覺，而父母則維持一輕度的接觸。治療師對病人轉移性的重要開始一著棋之回應應反映出某種類似的對好玩式參與的開放性態度（1988，pp.205-207）。
那些以誇大幻想來整合和他人關係的病人相信這些是所能具有的最令人滿足的那種關係。他們四處尋求崇頌者並且因為引不起興趣而丟棄掉那些不是崇頌者的人。具有秘密的誇大宣示的病人相信成為被崇頌的對象（客體）將會是滿足的，但他們也害怕永遠達不到該目的。那些以理想化他人來整合其關係的人也相信這是最好的一種關係；在面臨生命危險時，他們相信必須將自身和一理想化的某人連結在一起，那個人似乎會提供安全和保障。這所有當中的治療上的疑問是：這些不對稱的關係形式如何變成這麼的被看重？治療師經常發現這樣的不對稱關係在他人的崇頌或理想化中被結構起來，而其實是發展和養成家庭中可能最是親密連結在一起的方法。因此，“以關注自體和他人的自戀錯覺為中心的自體組織（self-organization）在維繫被分析者的關係基質上具有重大功能，藉由保有那人際整合和幻想的客體束縛之特殊型態”（Mitchell，1988，pp.208，212）。
六、治療：
米歇爾認為弗洛伊德模式的分析過程由於病人的變化、分析理論的進展以及我們對知識客觀性看法上的深度改變而不再管用了。一般而言，弗洛伊德的病人都是適應於他們的時代及文化，除了被不想要的症狀所侵入外。相對而言，當代接受分析的病人其案例研究常是用言語描摹那些不具怪異症狀卻對時代及文化的適應有困難的人。他們的生活經驗中欠缺某些基本重要的東西；他們的主體性本身基本上是扭曲的。確實，客體關係及自體心理學的理論其之所以流行部分是因為對治療師今天所面臨的各種臨床問題的思考有所用處，這些問題包括：空虛及不真實的感受、無意義、虛假自體以及枯竭（depleted）自體（1993a，pp.22，64）。
弗洛伊德及其時代的人相信精神分析理論提供了關於心靈結構的一張地圖。但是分析師或治療師真正知道了些什麼？米歇爾覺得過去十到十五年間理論上的進展對有關治療師究竟能知道些什麼在信心上產生了一些危機。此危機涉及不只理論層次且是後設心理學層次思考上的轉移，即對理論所做的理論推演。此危機關注的是治療師究竟對動機、對心靈結構以及情緒生命的發展能知道些什麼。新的想法強調經驗有其巨大的複雜性及基本觀點上的歧異，以致引起關於分析師究竟其真正能知道有多少以及其所引發的焦慮是如何等問題。這類思考連帶引發精神分析思潮真正本質以及精神分析作為一門學問的一個基本上的重新界定（1993a，pp.41-41）。
理論的演進，特別是我們究竟如何知道的理論，更加深了當代有關治療的關係面向的強化。確實，理論的演進很特別地帶動了一項改變使我們思考到真正成功的治療可能會是什麼。當今世界已經降低了對理性的期望而更加強調經驗。數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主張現實是可知的；所謂科學理論是依其如何相對應於現實而加以判斷的。弗洛伊德及其同時代人物共同認定這些假設；他們重視科學上的理性，且不帶錯覺地從事其思考。但後現代主義則標舉出在這些早期觀點和當前思潮之間基進的不連續性（radical discontinuity），它傾向認為這些假設是站不住腳的（untenable）。我們這個時代知識被認為是多元性的，不是單一及具統一的，是強調脈絡背景的，不是絕對的。精神分析作為一門學問在假設上是不能逃掉這個典範上的移轉。此一分析思潮的改變不僅顯現在精神分析本身斷裂成各不同學派的情況上，而且在分析（理論）究竟如何看待治療上。
米歇爾對關於各分析學派的分歧及異質性上，態度是樂觀且正向的。他覺得精神分析並未斷裂成概念上的失序，而是成為不同且獨立的各分析傳統，諸如客體關係及自體心理學派，彼此之間關係相當密切，是可以相互關聯地統合成一整體架構以為臨床實務之用。然而，此異質性極富意涵且引發焦慮，因為很明顯地不再是一個獨特排它性且權威性的方法及指示圖來顯示有關人類心靈的單一真理。此理論上豐富的異質性迫使吾人從治療師知道真理的觀點轉向治療師只是知道有關病人經驗及內心世界的各種可能真理之一的觀點。因此，好的治療其精髓並非在某一觀點的權威式強加想法，而是一種互動式的聆聽過程，是容許病人的觀點去發展及浮現（1993a，pp.45-53）的。
此分析思潮上的演進視治療為一互動過程，其注意焦點是放在事件對病人的意義以及病人是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為自身組合其經驗。此一有關對病人需求的了解的移轉，從弗洛依德時代到我們的時代，是把病人的自體經驗重新宣示及重新賦予活力放在治療的中心上，亦即對失序障礙以及被剝奪主體性的療癒。病人所需要的並非無意識的嬰孩幻想之一理性重新運作，不是客觀的理解，而是一個有促發作用的人性環境使他們能產生出覺得真實且有意義的經驗，在那裡他們可以發展出一更為真實的認同意識及自體意識。治療師現在比較不強調理性的理解、病識感以及詮釋，而比較強調接納、包容、鏡映以及護持病人主體性的心靈實體（1993a，pp.24-31，67）。
分析師究竟知道些什麼？治療究竟如何產生意義並促進真實體驗？理論及後設理論的演進提供了不同的治療過程的識見，從客觀知識轉移到互動及建構，那是在治療師的個人經驗中孕育形成的。治療師不是一面鏡子或一個不具生命的客體，而是一賦予意義的主體性；治療是一種高度個人的以及人我的過程，是兩個觀點兩個主體的一種會通（1993a，p.78）。
在米歇爾有關分析師究竟知道些什麼的疑問上，他所回應的部分答案是治療師“知道各種關於心靈如何運作及經驗如何結構的方式”（1993a，pp.64-65）。更甚者，治療所涉及的是尋求一安全的治療避難港（harbor），在該處病人可追尋一種真實的個人經驗。和弗洛依德理念相對照的是後者認為和治療師的關係是過去關係的重新創造，而當代關係觀點想看的是治療關係中什麼是新創造出來的。過去仍是重要的，作為了解現在與治療師關係的意義而言。療癒涉及的是修通治療關係。因此，治療師利用弗洛依德學派的工具來探索個人經驗，用的是弗氏本人所無法想像的方式，其目標不僅是使無意識成為意識，而且使個人經驗成為真實且深富意義（1993a，pp.31-32）。
米歇爾指出近幾十年來治療關係愈來愈被視為是一種真實關係，從視治療性病識感為療癒性轉移到強調關係本身即是療愈性。關係模式強調視治療師為一好的客體，協助病人放棄掉和壞客體的束縛。更甚者，理論家們似乎建議給予病人嬰兒需求上某種形式的滿足是可以被接受的，這是供給他某些早期發展所失落的東西。例如：撫慰及經常的同感性評語，即不同於古典的禁制規則（abstinence），那分析師是不去滿足（病人的）嬰孩式願望（1988，p.151；1993a，p.39）。
弗洛依德尋求的是清晰及識見（譯註：所謂的“明心見性”吧！），而當代治療師則強調賦予豐富及意義，容許極大的歧異及混淆（latitude）。目標不在清楚理解而在病人有能力去感覺真實、重要且是自身擁有的經驗。米歇爾並不否認內識及連結組合無意識幻想的重要性；理性思考及衝突的澄清仍扮演一重要角色，但它們並不佔滿當代治療工作的整個中心。涳制可能不再是基本的目標，而是一種安全人我線路的建立才是，其中個人經驗可以被表達出來，被擴展及豐富起來，而不是以某些理性的客觀地圖或標準來加以矯正（1993a，p.35）。
分析師所知道的不只是一堆（repertoire）理論概念，也是他或她本身的經驗。從建構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我們了解每個人是如何只透過對它的體驗而明瞭自體之外的現實。個人以各種想法、願望以及文化假設（意涵）來組合該經驗。我們也感念到治療師的理論概念是如何地以相當程度在形塑治療師所看到和聽到的。因此，治療師對病人的理解是一種建構，而要達到對每位病人的經驗有一完全正確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由於治療師無法直接攫取病人的經驗，而只是以治療師本身的經驗加以掌握，因此也要注意到治療師的情緒、感受、幻想，這些都提供一條進入病人經驗及其關係模式的路徑（1993a，pp.57-61）。
如果精神病理學常引來一種主動的、有意護持那適應不良的關係型態，那麼它有助於了解治療其實是可作為一互動領域的，讓病人和作為好客體的治療師之間的新關係可用來挑戰（原來）不健康的關係。和他們所幻想的意像和存在事物其間那不健康關係似乎常可以提供安全和連結；和治療師間的關係可循著新的、更賦予新生命的軸線而提供了和他人間依附的可能性。病人是帶著一種狹窄的關係基質進到治療裡面來。他們藉著投射及試圖重新創造那熟悉的、有限的過去型態來尋求連結。他們傾向沿著舊有的軸線來經驗所有的重要關係，包括和治療師間的新關係。因此，治療的主要過程是去協助病人打破那封閉系統，棄置和這些關係型態間的束縛，並且容許對新的且更豐富的關係開放（1988，pp.162，170）。
治療提供病人一種更豐富、更複雜的成人親密層次。根據米歇爾的看法，病人需要在當下的情境中被加以豐潤（enriched in the present）。米歇爾關注到某些以發展為傾向（developmental-tilt）的模式（特別是那可能把嬰兒的隱喻具體化的模式，把需求及願望“認為”是嬰兒性，而那被需要性則視為等同於飢餓的嬰兒）認為需要去矯正過去的失漏及有害的缺陷。米歇爾並不想要強調這個是退化性的本質。換言之，目前的課題似乎常是很早期障礙所留下退化性的痕跡。米氏關注的是關係上的需求其實是所有成人關係的面向，諸如渴望被護持及珍惜，其實不必然要被視為只是最早期孩童所源自的退化性、共生性渴求（1988，p.156）。
１、案例研究：
蘇菲，是位三十歲初頭，大學畢業的學生，因為憂鬱症而來接受治療，過去史顯示其和異性相處及建立關係上有困難。和米歇爾醫師治療一年後，她了解到一些和異性關係間的可能原因，而她的憂鬱症也跟著提高了。在第三年的治療中，她關注到其是否再也不可能踫到一位可以託付終身的男人。米歇爾的案例報告開始於他渡假回來和蘇菲間的重新開始其治療關係。當米歇爾離開時，她和一位新認識男友的關係很快地發展開來。由於過去多次的關係破裂，使她產生很多有關嫁給這位新認識男人的幻想及對米醫師的不信任，害怕他會要她結束掉這最近一次的豔史。
蘇菲是四位兄弟姊妹中最大的長女。父母是日耳曼族路德蘭人背景，母親是位靦腆、小心翼翼、容易受驚的婦人，看待蘇菲如同看待自己一般，是非常心思繁密、與眾不同的人。蘇菲害怕母親卻又很依賴她。她從母親那邊承襲到一種看法認為周遭世界是危險的，充滿著無能、怯懦、能力不足的人們。在這樣嚴苛冷酷的背景中生活是危險的，因此蘇菲在治療時是有著社會及性方面的壓抑。治療協助她認識到她是如何地容易去擔心一些小事情，然後開始去體驗一種較不嚴肅正經、較自發性的生活方式（1993a，pp.1-4）。
蘇菲對米醫師有著混雜的感受，因為她認為治療既類似她和母親間的關係，但又有些不同；她想到或許治療再現了一種比她和母親間更有啟蒙意義的生活方式。米歇爾曾協助她脫離掉對她而言並不好的關係。現在米歇爾會對其現有關係做同樣的事情嗎？米歇爾確實曾協助過她，知道她的家庭型態及家庭史，他也確實有一些認為什麼對她才是真實且最好的想法（1993a，pp.4，5）。
米歇爾利用蘇菲所提出有關治療過程本質的挑戰性問話來考慮當代關於治療中究竟發生些什麼的想法。米歇爾並沒有對蘇菲生活上的真正困境、她的焦慮、憂鬱以及性壓抑加以忽略，但他更強調的是她究竟如何在基本上從不去看重她自己的生命，其經驗究竟如何總是母親世界觀下的所扣留的人質。他覺得蘇菲的治療中更大的課題是她把她的經驗總是著眼在小心翼翼而不是表達及探索她本身經驗上。米歇爾的解釋是蘇菲需要去注意到她那熱情（passion）的屬性，在她身上及關係上散發出一種覺得非常重要、有意義且完全屬於她自己的一種意識感（1993a，pp23-24，36-37）。
米歇爾覺察到她的新關係比之前任何一個關係都要更具熱情及更豐富。他了解到她母親複雜的介入（即她內在既有的存在）使得蘇菲無法對之前任何男人感到興趣或興奮。浪漫、理想及興奮被認為是危險的，因為它們會經由和母親間已有的束縛而威脅到心靈上的依託（psychic moorings）。米歇爾的主要主張之一是治療提供蘇菲第二次機會去尋找一個具自發性且深刻的感受及生活，而這樣的生機是原來其家庭所沒有足夠給予的。
對照於傳統上對她目前的浪漫史及伊底帕斯期特質在無意識特徵上所做理性的探索和理解，米歇爾尋求的是去找到方式來對她在新關係中的興奮能有一帶著感念及共鳴的回應。她以前曾預期米歇爾醫師會有一冷靜理性的回應，因而不想和他分享多些有關她新的興奮的事情。米歇爾並不太把她的感受詮釋為抗拒，而是對“那真心的興奮及希望所挑起的微妙和脆弱感受，分析師對之卻是一項真正威脅”的一種保護（1993a，p.80）。她之前仍容許自己依著別人認為她該怎麼過活的想法來形塑她自己；而現在治療上所要求的是和她的個人經驗所帶來真實成長能有一聯結。米歇爾覺察到他在治療中所能提供的是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種和她以前慣有模式不同的觀點。米歇爾接著感念到蘇菲她有一種“關於自身更為豐碩且更斑駁多彩的一些看法”，那是米歇爾所從未有過，同時也有一“對這位新的男人具有比之前更為複雜的看法”（1993a，pp.81-82）。但是蘇菲犧牲掉她對有關使該錯覺維持活生生的所知的覺察，後者是米歇爾知道得更多且能夠很有權威地預測它是如何能全部加以完成。
米歇爾說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都放在過去的改變上，“把父母理想化”的想法被“認為父母是破壞性”的想法所取代，後者接下來也會被愛和聯結的感受所取代。米歇爾對蘇菲所做的努力是協助她利用其所做的詮釋而不用犧牲掉她自己的感知。
七、對米歇爾的評價及批判：
對米歇爾的工作所引發的爭辯及評值有一部分是沿著“政治的”軸線進行。也就是說，在精神分析訓練機構中受訓的傳統主張者（traditionalists）是依附在弗洛依德的傳統閱讀上，他們比較傾向對米歇爾的作為加以批判。例如：巴潛特及李察即批判他背離了“動機”的概念（Bachant & Richards，1993）。米歇爾的回應是他確實對精神分析的理論化開了一個新鮮的頭。他提醒他的讀者概念是概念，如果他看來真的是不認定某些事物時，那是因為他在用不同的話語來概念化事物；對他而言，一項上層的（superordinate）動機原則是客體搜尋（object seeking）（1993b，pp.461-462）。
對米歇爾的評值及批判主要是視究竟其作品被判斷屬革命性或只是演化性而定。主流的古典弗洛依德學派認為當前的發展應該是古典傳統的延續發展。米歇爾承認他是在從事一項遠離古典傳統的基進式做法。他採取一項革命性的觀點，認為過去二十五年來關係模式的貢獻是富革命性的。精神分析現在真的是不同於九十年前或甚至是四十年前（1993b，p.466）。他覺得“我們最好對待弗洛依德的是以崇敬的心捨棄掉他的一些概念，然後以當前比較寬廣的理論及感性上的轉移來重新思考和重新做些其它東西”（1993b，p.468）。
評論者很感念米歇爾在知識及學術上的廣度以及他所採行任務所引發的滔天大罪。米歇爾對古典及當代的分析思潮有一種特殊的攫取能力。很少有系統性的著作能比較及對照精神分析理論的各不同學派（cf. Winer，1985，p.256），而葛林伯及米歇爾（1983）的著作恰正是對精神分析傳統的一項系統性整理回顧，而其整理的主題即是客體關係理念。此一對理論的歷史知識使米歇爾具有一種非比尋常的觀點來比較、對照及整合這些分析思潮。米歇爾及其批判者均同意當他在書寫有關他本身的特別興趣領域以及當他在統合其他理論家們的作品時，並不都是清晰明瞭的（cf. Hartman，1990，p.310）。得承認批評似乎是從評論者所立足的有關動機的基本課題上開始進行，米歇爾看來是很感念他在努力整合精神分析的關係模式分枝的同時也能感念到人類經驗中有關衝突及性欲等課題。他似乎成功地完成了從驅力理論到完滿充分的關係模式的典範移轉（Hartman，1990，p.310）。摘要言之，米歇爾雖然幾乎沒有達到其真正完全的高峰，他確是締造了“在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中達成重大、重要成就”的工作（Rosenberg，1990，p.803）。
（本章完）